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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届三中全会:中国第三轮“土地革命”

[ 信息发布:jqfdc | 发布时间:2008-10-18 | 浏览:2139 ]

十七届三中全会:中国第三轮“土地革命”

时间:2008年10月10日 10:23

          
    2007年9月11日,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中,山东平阴县国土资源局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测绘


  30年前,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轫,联产承包责任制*终成为中国第二轮“土地革命”;30年后,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在讨论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议题再次锁定土地与农民。在改革的关键节点上,农村改革,尤其是土地的改革注定被寄予厚望。能否通过此次改革,使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,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隔绝与不平等,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,共享社会发展与进步,或许正是本次全会的题中之义。

一个失地农民的上访

张德发今年45岁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,他的上访之路已经走了8年。

张德发的上访起因是土地。和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一样,几年前,他所在的村庄和土地一起被征用,如今是一大片高楼华厦。

作为近郊农民,2002年,张德发所在的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东五桥新村,和其他4个村庄一起被整体拆迁。从那时起,数千亩土地“易主”,先是由集体转变为国有,再由政府转让给开发商,“张德发们”所得到的只是每亩2.5万元的补偿款。

这是一笔怎么算都“划不来”的账。

村里平均耕地是每人1.3亩,张德发和妻子两人的耕地大约3亩,征地补偿下来也就是6万多元。他家原来是自建的房屋,拆迁后,他所在的村庄被迁移到附近,倒是住进了整齐划一的二层楼房,可住进来要补差价,原来的房子每平方米平均补偿了200元,新房子的价格却是每平方米400元。就这样,他总共交了约7万元后,终于住进了楼房。此时,他发现自己除了频频发生质量问题的这座小楼外,已经一无所有。

让他们疑惑的还有,明明签订的协议里是每亩3.9万元的补偿款,到了他们的手里却成了2.5万元。另外的1.4万元,说不清道不明地被截留了。

张德发和几个村民代表开始上访,可就在上访的路上,又发生了怪事。征地后村里留下来的约14亩“保命田”,在2005年的一天,突然被某楼盘圈住,盖起了住宅。

而这14亩地是如何被出让,以什么价格被出让的,村民们并不清楚。

因为这些“糊里糊涂”的土地问题,张德发每年都会去北京上访两三次。在多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,这个倔犟的男人越发固执,他说,就是砸锅卖铁要把上访之路坚持下去。

张德发的遭遇决非孤例。曾有人调查,近年来,全国的上访事件中,40%与土地有关;全国范围内,因土地征用引起的群体事件也屡有发生。

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,却无法在涉及他们的“身家性命”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“土地乱象”愈演愈烈,通过各种名目的征地而使农民与农村愈发穷困的事实,已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。

不能让农民“光身子进城”

“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”在中国,数千年来,“耕者有其田”都一直是治国者的理想。今天,当新一代的农民开始走向城市,城市化的进程席卷更多的乡村与土地时,对明晰土地产权、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要求,已经很紧迫了。

普遍认为,中国的*轮“土地革命”通过土改,将土地分给了个人。但其后,人民公社将土地再次变为国家所有。因为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,到1978年时,农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,*终,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着“杀头”与坐牢的危险,实行大包干,开始“单干”。由此发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激发出了千百万农民的热情,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但当历史走到今天,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对立,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农民种地的收入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生存了。

“种一亩包谷,秋播一次300元,一袋复合化肥现在要卖235元……”家住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道办大原村的袁义善掰着指头算账,结论是“划不来”。

以种麦子为例,一亩地的投入要在400元,如果风调雨顺,打下来400公斤麦子,除去投入也就能挣个200元左右。如果加上人工,只能是刚够本。

“种地不划算”,这已经是许多农民的共识。在今日中国,多数乡村的农民,青壮劳力大多都外出打工。在袁义善所在的村子,30%的青壮男劳力都外出打工了。他们打一天工,有的一天就能拿100块钱。

今年8月28日,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》的报告时指出: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.33∶1,*差距达到9646元,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*的一年。

正因为这样,不少村庄都成了“空心村”。“农民进城租住在条件恶劣的房屋,在家乡的宅院每年只能住15天。”

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。而农民进城之后,必然造成一些土地的撂荒。

在许多地方,农民私下的土地转包很频繁。但在这些转包中,双方都轻视了土地的价值。在甘肃天水某村庄,一亩地的转包,一年只给150元。

土地不再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依靠。但他们又有什么呢?他们对土地只拥有承包使用权,而不能流转。对宅基地,他们也只能使用,因为那也不是他们的财产。因此农民所有的财产,只是服务性收入,而没有财产性收入。

他们即使在城里舍出性命打拼,面对城里人都要望之兴叹的高房价,许多人*终只能回到乡下。而土地,依然不能养活他们。

然而,他们所珍惜的土地,很有可能还要面临资本的虎视眈眈。正如评论者所说:“对庞大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,农民只是旁观者。”“让农民‘光着身子进城’是不公平的!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沛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,此次三中全会,应该会在土地流转、保障农民利益方面做一些制度设计。

他还认为,现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让农民以土地入股、参与分红的尝试,都很值得关注。

从土地流转破题农村改革

9月30日,胡锦涛视察安徽凤阳小岗村,承诺土地承包制度不会变,并表示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同时,要根据农民的意愿,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,发展适度规模经营。

一系列信号表明,执政党将从土地问题入手,从土地流转等制度设计上破题农村改革的问题。

长安区农民袁孝成也期盼着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。他希望全会的精神能帮助他打赢因土地承包权问题引起的“官司”。

1999年,和长安区(当时的长安县)许多农民一样,袁孝成和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,期限是30年,他同时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书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证书。但2007年,村上为了留机动用地,强行收回土地要重新发包。袁孝成所在的小组30多户人家,有27户村民不同意。但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,袁孝成和另外一村民将村委会起诉到了法院。如今,案件历经多次审理,正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待二审。

国家赋予自己的承包权怎么能这样遭受侵害?袁孝成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,他期待着本次三中全会之后,自己的诉讼案件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,并且期待着自己的土地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。

除了耕地,农民的宅基地产权,以及近年来常见的“小产权房”,也期待着在产权方面有一些更明晰的说法。

2007年,西安市民刘女士购买了一套“小产权房”,地段在西安市西郊。80多平方米的房子,价值12万,平均价格也就是每平方米1000多元。虽然没有房产证,但刘女士愿意“冒这个险”。因为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她来说,购买正规商品房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

显然,“小产权房”因为没有经过政府征地的程序,政府没有获得利益,却符合农民的利益,但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至今没有解决。

农民的宅基地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。宅基地可以使用,但不能流转、买卖。有专家建议,应该让农民获得对宅基地完整的物权。“农民一旦对宅基地拥有完整的物权,就能使住房从死资产变成活资产,农民成为有产者,将提升农民走向城市的经济能力;而城乡能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,价格信号*发挥作用,为城市人享受乡居生活并将资金带入乡村疏通渠道;而市场信号一旦发挥作用,就将从根本上杜绝农村宅基地的浪费,空心村中的空置宅基地会重新得到有效利用。”学者李津逵说。

无论如何,新一轮的“土地革命”有望在本次三中全会上破题。或许有一天,农民因为身份而遭遇的歧视,将被真正的市场经济所改变。

来源:家和网